作者： 徐宏圖，先后任浙江省藝術研究所、浙江藝術職業學院研究員。中國古代戲曲學會理事。中國儺戲研究會常務理事。

溫籍已故著名戲曲史論家王季思先生對王實甫《西廂記》情有獨鐘，早在1944年已有《西廂五劇注》在浙江龍泉“龍吟書屋”出版，到了1949年又有《集評校注西廂記》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，1954年又作了第三次修改，由中華書局出版。1978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年3月版紙型予以重印，印前王先生又對校注文字作了一些修改，并將所作的關于王實甫的兩篇論文作為附錄。王先生堪稱是近代校注《西廂記》的開山者。王老注本《西廂記》具有兩大特點：一是采用訓詁考證的方法箋注《西廂記》，深入淺出，豐富了原著。例如第二本“楔子”【端正好】“颩了僧伽帽”的“颩”字注，先引明郭勛輯《雍熙樂府》錄本閔遇五注“颩，音丟，義同”解作“丟”。接著又引明范寅《越諺》“颩，巴牧切，猶南方人之言甩”解作“甩”。再引《紫云亭》、《三奪槊》、《虎頭牌》、《《梧桐雨》》、《魔合羅》等元雜劇相關例句予以證實，令人信服。二是箋注結合研究，敢于提出疑議，有很高的學術價值。例如他在注釋過程中，發現他的老師陳中凡在《江海學刊》1961年2月號與1961年4月30日《光明日報》副刊《文學遺產》上發表的《關于西廂記的作者年代及其作者》及《再談西廂記的作者問題》兩篇論文中，均認為現存的《西廂記》不是王實甫寫的，而是元人后期集體創作。對此，王季思先生先后寫了《關于西廂記作者問題》及《關于西廂記作者問題的進一步探討》兩篇論文，分別發表于1961年3月29日《文匯報》及1961年7月9日《光明日報》，并一起收入他的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西廂記》校注本附錄中，以詳盡確鑿的證據，否定了陳先生的說法，進一步確定王實甫的作者地位，受到學術界的肯定。他的這種堅持真理的學術精神又啟發了他的高足徐朔方先生，徐先生讀了他的《西廂記》校注本后，對他《西廂記》作于元代的說法提出疑議，寫了《論王實甫〈西廂記〉雜劇的創作年代》一文，收入《徐朔方說戲曲》一書，同樣以詳盡確鑿的證據否定了王先生的說法，受到學界的首肯。徐先生在此文的《后記》中頗有感觸，并一往情深地告慰逝去的恩師說：“王季思老師逝世已久，我雖還視息人間，但也垂垂老矣。王老師生前對我獎掖有加，而這篇文章不得不一再批評他的《西廂記》作者的時代說。這也許可以說是學習他對業師陳中凡先生的批評?，F在雖然已經不可能向他請教了，我想他的在天之靈，如同他生前一樣包容廣大，一定不會認為我是忤逆?！笨梢?，優良的學風與精神是會代代相傳的。

《西廂記》演張生與鶯鶯的愛情故事，故事的發生地山西省永濟縣普救寺，自然就成了王先生最感興趣的向往之處了，然而一直沒機會訪尋。直至1986年秋天，中國古代戲曲研究會在山西臨汾市召開，主持者山西師大戲曲文物研究所所長黃竹三是他的中山大學的高足，他自然就成了大會的首邀代表了，時年正好80歲高齡。更令他驚喜是，會間他還與明刊本《西廂記》研究的首席專家蔣星煜先生不期而遇，蔣先生是該所的唯一顧問，自然也在首約之列，時年66歲。這對西廂記研究來說，無疑是珠聯璧合。當時學校窮，整個山西師大只有一輛小轎車，黃竹三下令，歸王與夫人姜海燕及蔣先生三人坐。他們除了會議安排的參觀洪洞縣蘇三監獄、關帝廟、鸛雀樓外，迫不急待要去的自然是普救寺了，因為他倆為研究《西廂記》付出了大半生心血，對當年張生與鶯鶯發生羅曼史的名山古剎是有特殊感情的。會議作出特殊安排，以實現他倆的愿望。令人遺憾的是，整個普救寺只剩下巍然一座鶯鶯塔，其余的殿宇樓閣均在歷代的戰亂或地震中化為一片廢墟。直至他們看了永濟縣委修復普救寺的藍圖與模型之后，才知道這座昔日曾經“神房花木深”的綺旎風光的古剎兩年后將重現，于是欣慰之情終于取代了剛才的惆悵。

從普救寺回到永濟縣委招待所，縣委的同志盛情請他倆留下墨跡。才思敏捷的王老或許在參觀過程中早已詩興大發，此刻只見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張小紙片，上面題有《普救寺偶題》兩首七絕云：

白馬將軍義薄云，書生筆陣掃千軍。

中條山色黃河水，長與鶯娘駐好春。 

青年心事慕崔張，曾繼三王注樂章。

老去尚余綺思在，自攜海燕過西廂。 

前一首寫的是孫飛虎兵圍普救寺，要搶鶯鶯為妻，賴張生寫信給友人白馬將軍杜確領兵解圍才得以平息，詩人感嘆這里原來有好山好水，才如此長久給鶯鶯帶來美好的春天。其中“鶯娘”二字，出自《西廂記》第二本第二折“紅娘請宴”張生唱：“為甚俺鶯娘心下十分順？都則為君瑞胸中百萬兵?！焙笠皇资窃娙藢ψ约汉我韵矏邸段鲙洝纷髁艘环貞?。稱自己早在青年時代就開始羨慕崔鶯鶯與張生的真摯愛情，故繼“三王”之后重注這部名部。如今雖已是八旬之翁，卻依然有一顆年輕的心，因而才偕同太太姜海燕來游這座因《西廂記》而聞名于世的古寺，重溫一下這個美妙絕倫的愛情故事。其中“三王”是指明代注釋或題評《西廂記》的王世貞、王驥德、王思任三人。但是蔣星煜先生對此有異議，他認為《西廂記》與性王的人關系特別密切，宋代王銍考證過《會真記》(《西廂記》的前身)的背景與人物原型，元代王實甫寫成雜劇，明代先有王世貞為之題評，后有王驥德的全面校注，明末有王思任為湯顯祖、李卓吾、徐文長三先生的合評本寫了序，辛亥革命以后流行最廣的注釋本又是王季思先生的手筆，可見除王季思先生之外，已有五王，可能王老沒有把王銍和王思任計算在內。按蔣先生這種講法，王老所謂“三王”是指王實甫、王世貞、王驥德。這時，王老看著自己寫在小紙片的這兩首詩，正要提筆寫時，突然發現自己的手顫抖了起來，怎么也不聽使喚，他對蔣先生說：“手抖得很。勞你的駕，代我寫一寫?！笔Y先生笑著說：“恭敬不如從命，那我只好寫了?！闭f畢，寫下“王季思詩，蔣星煜書”一行清秀的毛筆字。

如今，這座聞名中外的古剎早已修復，座落在永濟市蒲州鎮西廂村的塬上，遠遠望去，殿宇樓閣，廊榭佛塔，依塬托勢，逐級升高，給人以雄渾莊嚴、挺拔俊逸之感。寺內建有張生借宿的“西軒”，鶯鶯一家寄居的“梨花深院”，白馬解圍之后張生移居的“書齋院”等一系列與《西廂記》故事密切相關的建筑，引人浮想聯翩。只可惜王季思先生早已作古，再也無法舊地重游而留下新的詩篇了。而蔣星煜先生尚健在，今年94歲高齡，依然精神矍鑠，我電話采訪了他，他饒有興趣的給我講了以上他當年與王老夫婦同游這里的故事。